第1章 老兵用手指着骂

修正后的文本

建康城里，饿死的人堆在街角，像烂掉的水果。

这不是比喻，而是公元399年冬天，东晋都城里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场景。城南的秦淮河边，总能看见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流民，蜷缩在桥洞下，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。而就在这些尸体旁边，士族的马车缓缓驶过，车上的贵人捂着鼻子，嫌弃地抱怨："这些贱民，死了也不知道躲远点。"

城北的王家府邸里，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。丝绸铺满了整个庭院，歌姬的笑声伴随着琴声飘荡在夜空中。主人王绥——那个凭借父亲王愉的权势而显贵的王氏子弟——正在向宾客炫耀他新得的一套玉器。"这是从交州运来的，花了三千匹绢。"他得意洋洋地说，完全不在意这三千匹绢够城外的流民吃上半年。

宴会进行到一半，突然有人闯进来，跪在地上，气喘吁吁地说："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孙恩在会稽起兵，已经攻破了好几座城！"

王绥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他放下酒杯，声音有些发抖："孙恩？那个五斗米道的妖人？"

那人点头："就是他。听说他聚集了数万人，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，专门杀士族。会稽内史王凝之已经被杀了，现在起义军正在往建康这边来。"

宴会上的欢声笑语瞬间消失了。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士族子弟，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——那些被他们当作蝼蚁的百姓，居然敢起来造反了。

孙恩这个名字，对建康的士族来说，既陌生又熟悉。

说陌生，是因为他出身并不显赫，只是个五斗米道的道士，在会稽一带传教。说熟悉，是因为这个名字最近几年频繁出现在各种奏章里——总有人弹劾他"妖言惑众""聚众谋反"。但朝廷从来没把这些奏章当回事。毕竟，一个道士能翻出什么浪花？

可现在，这个道士翻出的浪花，快要把整个东晋都掀翻了。

隆安三年（399年）十一月，孙恩在会稽起兵。他的队伍里，有失地的农民，有逃亡的佃户，有被士族欺压得活不下去的底层百姓。这些人聚在一起，只有一个目的——杀光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士族。

起义军攻破会稽的那天，内史王凝之还在府中打坐念经。他是王羲之的儿子，也信五斗米道，觉得自己和孙恩是"同道中人"，起义军肯定不会为难他。结果起义军冲进府邸的时候，王凝之还在念叨："吾有神明护佑，尔等岂能伤我？"

然后他就被一刀砍了。

《晋书》上说："孙恩陷会稽，内史王凝之死之。"短短十个字，掩盖了那天发生的所有血腥。起义军攻进城后，见士族就杀，见大户就烧。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，被拖到街上，当众斩首。他们的妻女被掳走，府邸被烧成灰烬。整个会稽城，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地狱。

也许孙恩当时心里想的不是什么"替天行道"，而是单纯的复仇。这些士族欺压百姓几十年，现在该轮到他们尝尝被欺压的滋味了。

消息传到建康的时候，整个朝廷都慌了。

司马道子——那个把持朝政多年的会稽王——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。他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，但朝堂上的那些士族子弟，平时只会吟诗作赋，真到了要上战场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找借口推脱。

"臣身体不适，恐怕难以领兵。"

"臣家中老母病重，需要侍奉。"

"臣对军事一窍不通，怕误了大事。"

司马道子听着这些推诿之词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但他也没办法，只能派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去统兵。司马元显倒是愿意去，但他对打仗一窍不通，只会花钱买兵器、造战船，把国库掏空了，仗还没打。

真正能打的，还是那些职业军人。比如卫将军谢琰，比如辅国将军刘牢之。这两个人都是淝水之战的功臣，手下的北府兵战斗力强悍。朝廷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去平定孙恩。

可孙恩不是苻坚，起义军也不是前秦的乌合之众。这些人是真的豁出命来了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退一步就是死路一条。

隆安四年（400年）五月，孙恩率军攻打临海。临海太守辛景组织守军抵抗，双方在城外激战数日。起义军人数占优，但装备简陋，很多人只拿着竹竿和木棍。守军装备精良，但士气低落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守的是士族的财产，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。

战斗进行到第三天，起义军突然发起总攻。他们不要命地往城墙上冲，用尸体搭成人梯，硬生生爬上了城头。守军崩溃了，辛景带着残兵逃出城去。

城破之后，又是一场屠杀。

起义军冲进城里，见到穿绸缎的就杀，见到住大宅子的就烧。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士族，有的被当街斩首，有的被活活烧死在府邸里。城里的百姓有的加入起义军，有的躲在家里瑟瑟发抖，整座城市陷入了彻底的混乱。

《晋书》上说："恩转寇临海。"短短五个字，却是无数条人命的代价。

我一直觉得，真正可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人对死亡的麻木。历史上的屠杀，往往比小说更血腥，也更无聊——杀人的人不觉得自己在作恶，被杀的人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死。大家都只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循环：压迫，反抗，屠杀，然后继续压迫。

孙恩的起义军就是这个循环的一部分。他们杀士族的时候，也许觉得自己是在伸张正义。但等他们掌权之后，恐怕也会变成新的压迫者。历史从来不会给底层人民真正的出路，只会让他们在不同的压迫者之间轮流做牺牲品。

起义军的势头越来越猛，朝廷的军队却节节败退。

隆安五年（401年）六月，孙恩率军攻打丹徒。丹徒离建康只有一百多里，朝廷终于慌了。司马道子下令"内外戒严"，把所有能调动的军队都调到建康附近。

城里的士族更慌。他们开始打包细软，准备随时逃跑。有些人甚至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，想着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挖。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投靠桓玄。

桓玄这个名字，在这场动乱中突然变得炙手可热。

他是桓温的儿子，继承了父亲在荆州的势力。桓温当年差点篡位，虽然最后没成功，但也给儿子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忠心的部下。桓玄接手这份遗产后，一直在荆州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。

现在，时机来了。

孙恩起义让整个东晋陷入混乱，朝廷自顾不暇，根本管不了地方。桓玄趁机扩充军队，收编流民，短短几个月就把势力扩大了一倍。他表面上说是要"勤王救驾"，实际上是在积蓄力量，准备取而代之。

也许桓玄当时心里想的不是如何平定叛乱，而是如何利用这场混乱夺取政权。毕竟，他父亲桓温当年就是这么干的——先平定叛乱立功，然后逼迫皇帝禅让。现在孙恩的起义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，他怎么可能不抓住？

隆安五年十一月，桓玄上书朝廷，说要率军东下，协助朝廷平定孙恩。司马道子大喜过望，立刻下诏让桓玄"督江州诸军事"，给了他合法的军权。

但桓玄根本没打算去打孙恩。他率军东下之后，一路走走停停，遇到起义军就绕道，遇到朝廷的军队就"友好交流"。等他到了建康附近的时候，孙恩的起义已经被刘牢之和刘裕等人打得七零八落了。

桓玄什么都没干，却得了个"平叛有功"的名声。朝廷加封他为"侍中、丞相、录尚书事"，让他总揽朝政。司马道子被架空了，司马元显被贬了，整个朝廷的大权，就这样落到了桓玄手里。

元兴元年（402年）春天，孙恩的起义军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。

他们在建康城外被刘牢之的北府兵打得大败，退回到海上。孙恩带着残部在沿海一带流窜，试图重整旗鼓。但起义军已经元气大伤，粮食断绝，士气低落，很多人开始逃散。

在刘裕等人的连续打击下，起义军势力大减。孙恩最终在临海被太守辛景击败，走投无路之下投海自尽，起义军彻底瓦解。

孙恩死了，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还在。起义军的残部由他的妹夫卢循接管，继续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。这些人虽然没了首领，但仇恨还在，随时可能卷土重来。

而建康城里，桓玄已经彻底掌控了朝政。他把司马道子软禁在安城，把司马元显杀了，把所有反对他的大臣都清洗了一遍。朝堂上下，再也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。

元兴二年十二月，桓玄废掉晋安帝司马德宗，自己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"楚"。东晋王朝名存实亡，司马家的江山，又一次被权臣夺走了。

建康城外，一个饿死的老兵躺在血染的街道上。他的手指颤抖着，指向远处桓玄的军队，嘴里艰难地骂道："你们这些狗官……吃的是人血馒头……"

然后他的手垂了下来，再也没有动过。

没有人在意这个老兵的死。他可能参加过淝水之战，可能为东晋立过功，但现在他只是一具无名的尸体，会被草草埋在乱葬岗里，很快就会被人遗忘。

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——底层人永远是炮灰，无论是为朝廷打仗，还是跟着起义军造反，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而那些权臣和士族，无论朝代如何更迭，都能找到办法继续骑在别人头上。

桓玄站在建康城的高楼上，俯瞰着这座燃烧的城市。城里到处是废墟和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焦臭味。但桓玄的脸上，却露出了一丝冷笑。

"乱世，"他自言自语道，"才是我出头的时候。"

他转过身，走进了宫殿深处。在那里，晋安帝司马德宗正被软禁在一间小屋里，像个傀儡一样等待着自己的命运。而桓玄，正准备把这个傀儡彻底踢开，自己坐上那个位子。
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，一个叫刘裕的人，正在京口磨刀霍霍。这个曾经平定孙恩起义的将军，很快就会成为桓玄最大的噩梦。

历史的车轮还在转动，只是不知道下一个被碾碎的，会是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