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福八年，公元943年，八月。
田野里黑压压一片。
不是云，是蝗虫。它们飞过的地方，连秸秆都剩不下。
这时候，朝廷发了一条通知，看上去挺“人性化”的：
“募民捕蝗，易以粟。”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乡亲们，别愣着了，去抓蝗虫吧！抓到了，来我这儿换小米。
听上去，是不是还挺“以工代赈”的？
但如果你真这么想，就太天真了。
这不是救灾。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、把人间苦难变成冰冷指标的绩效考核。
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
头发花白的老人，颤巍巍地拄着拐杖，在焦土上深一脚浅一脚，去扑打那些飞跳的虫子。
还没灶台高的孩子，光着脚丫，蹲在滚烫的土里，用小木棍翻找蝗虫的卵块。
刚生完孩子的母亲，把婴儿的襁褓腾空——那可能是家里唯一一块完整的布了——用来裹住捉来的蝗虫。
他们捉的，不是虫。
是活下去的口粮。
《新五代史》里就这九个字：“募民捕蝗，易以粟。”
轻描淡写。
但你把目光从奏折往下挪，挪到尘土里，就能看见另一套算法。
一勺小米，能换几只蝗虫？
史书没写。但我们可以算笔账。
一个壮劳力，一天能抓多少？老人孩子，又能抓多少？
抓来的蝗虫，能换来的那点粟米，够一个家庭糊口吗？
答案显而易见：远远不够。
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朝廷的账本上，有了“捕蝗若干”的漂亮数据。
灾难，被量化了。痛苦，被计件了。
人的挣扎求生，变成了一份可以用数字衡量的“工作量”。
你以为你在救灾。
其实你只是KPI流水线上的一个临时工。
最讽刺的是什么呢？
是制定这条政策的人，可能还觉得自己挺“智慧”。
你看，没直接开仓放粮，省了国库的钱。
还调动了“群众的积极性”，解决了蝗虫问题。
一举两得，报表好看极了。
他们算准了一切成本效益。
唯独没算，或者懒得去算的，是人的尊严。
当活下去的希望，被细碎成一勺小米、一只蝗虫的兑换比率时。
当母亲不得不挪用婴儿的襁褓，老人不得不透支最后的气力，去完成这份“计件工作”时。
人性里那些温暖、体面、互相扶持的部分，就成了最先被消耗的奢侈品。
生存，退化成了最原始的肌肉运动和物品交换。
史书翻过这一页，接着记载皇帝去了哪里，大臣吵了什么。
至于那些在田野里，用尊严换取生存的人们。
他们像蝗虫一样，黑压压地来，静悄悄地消失。
一千多年过去了。
我们发明了更复杂的KPI，更精美的报表，更“科学”的考核。
但那个核心的幽灵，有时还在徘徊：
我们是否也常常，把活生生的人，当成完成指标的数字？
是否也擅长，把一场共同的难关，巧妙地转化为对个体的绩效压力？
当生存退化为计件制，人性尊严便成了最奢侈的库存。
这话说的不只是943年的蝗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