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一张手书的背面,写着‘俟彼死,即移洛’
天复三年五月,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令:“击鞠乃军中习战之法,不可废弛,然须严定规制,以防意外。”
翻译一下:马球是军事训练,可以打,但要注意安全。
诏墨未干。三天后,十六王宅西廊。
马蹄刨起的尘土裹着汗味,球杖交错发出闷响。朱温的侄子、左军指挥使朱友伦正纵马疾驰,追逐那枚滚动的皮球。忽然,他胯下的战马一声惊嘶,前蹄失据,整个人从鞍上重重跌落。
五百名甲士立刻封锁了现场。医官被挡在外面。一个时辰后,消息传开:朱友伦击鞠堕马,脑裂而卒——“暴卒”。
“暴卒”是个好词。它把一桩可能牵扯无数人命的变故,压缩成两个字,听起来像天气一样自然,无可追究。
消息传到汴州,朱温沉默了三天。第四日清晨,他翻身上马,带着三百亲骑直奔长安,沿途不驻驿、不见任何地方官。马蹄声急促得像在追讨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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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,崔胤宅第。
这位一手策划了清除宦官、如今名义上总揽朝政的宰相,捧出了一本击鞠活动的簿记。他的手指有些微颤,指着其中一行:“友伦自请为都监,非臣所命。”
意思是:是你侄子自己要求当裁判的,不是我安排的。
朱温站着,没接那簿子。他的目光扫过堂上的文书架,烛火跳动间,映出一个封套上“凤翔”二字。旁边的火炉里,还有些未燃尽的纸灰。
崔胤大概知道,证据无力。朱温要的从来不是真相,是人头。
朱温从袖中抽出一卷纸,轻轻掷在崔胤面前的案几上。纸卷展开,是崔胤当年的笔迹,三个字:“清君侧”。
“此字今当还尔。”朱温说。
说完,他拂袖而出。没有怒斥,没有辩论。仿佛只是来还一件旧物。
当夜,杨师厚率五百甲士围了崔宅。这位新晋的招讨使亲自撞倒了门前的石狮。轰然巨响中,门破了。崔胤正在灯下整理一些旧公文,没来得及起身,就被反剪双手捆了起来。甲士们翻箱倒柜,搜出一轴图卷——绘的是洛阳宫苑,重点标明了“九曲池”的水道与亭台方位。
朱温看了看图,没说话,递给身边的亲信:“收好。命人携图赴洛,预为营建计。”
六月丙寅,崔胤及其党羽三十余人,被押往朱雀门外弃市。刀落下时很快。三十余颗人头滚入木匣,以石灰腌存。尸体则被倒挂在城门两侧的垣墙上,像风干的腌肉。
血顺着砖缝往下渗,滴答,滴答。起初有百姓远远看着,面露恐惧。后来,孩童开始用石子掷那些首级取乐。一个老妇跌跌撞撞挤到前面,在血污里摸索,找到几块碎骨,用手帕包好,嘴里喃喃着谁也听不清的话。不远处狱中,一个被牵连的崔胤门下文书吏,蜷在角落,听见狱卒笑着对同伴说:“明日轮到你挂西门了,记得闭眼,省得看见你娘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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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日后,朱温在幕府设宴。
他举杯,声如洪钟:“奸佞既除,社稷可安。”
诸将轰然称贺,鼓乐喧天。酒浆在精美的瓷器中晃动,映着烛火,像另一种形态的血。
又过十余日,至六月庚子,朱温上表,奏请自兼中书令。
表章送到昭宗李晔面前。他提起笔,顿了顿,批了一个字:“可。”
笔迹很稳,甚至有点轻松——大概和批一份膳单没什么区别。然而朝廷下诏,以“非故事”为由,未许其兼。然汴州幕府已径以中书令事行之,朱温亦不以为意。他或许不知道,或许假装不知道,如今诏敕既出,必经其安插于禁中的宣徽使蒋玄晖等判可,否则不得颁行;天子用印,不过具文。
朱温派出的宣慰使已经飞马出城,奔赴各道。
一道看不见的流程悄悄改变了:从此,法理上掌诏令起草的中书省,与名义上总天下兵符的副元帅府,其意旨皆出汴梁。
中书省还在,门口的石狮依旧威严。只是里面坐着的人,和将要写出的字,都换了主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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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,在御史台堆积如山的抄没物品中,那轴“九曲池图”被重新展开,登记造册。
一阵穿堂风过,图纸被掀起一角。
背面露出一行蝇头小楷,墨色尚新,是朱温的笔迹:
“俟彼死,即移洛。”
——“等他死了,就迁都洛阳。”
“彼”是谁?是刚死的崔胤?是还坐在长安宫里的那个天子?还是这座城所代表的、纠缠不休的旧时代?
一名沉默的小吏看了一眼,默默将图纸卷好,归入案牍。
长安朱雀门下的血迹,还没被夏日的雨水彻底冲净。
洛阳的图纸,已经铺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