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943年，农历六月，开封城热得像个蒸笼。
大地早就裂开了嘴，田里的庄稼枯得像晒干的火柴。然后，它们来了——遮天蔽日，嗡嗡作响，像一片移动的、饥渴的灰黄色乌云。所过之处，连最后一点绿意都被啃噬殆尽。
旱灾叠加蝗灾，这是农耕时代的顶级噩梦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后晋朝廷，这个中原最大的“集团公司”，发布了一项震惊天下的决策。
不是开仓放粮，不是组织灭蝗。
他们的CEO——皇帝石重贵，领着全体高管，在皇宫的皋门外，搭建祭坛，摆上三牲祭品。他们要做的，是“祭蝗”。
《新五代史》里冷冰冰地记了一笔：“天福八年六月庚戌，京师蝗，祭蝗于皋门。”
你以为这是愚昧？
不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、绝望至极的“危机公关”。
想象一下，你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兼CEO。
核心业务（农业）遭遇了毁灭性打击，上游供应链（气候）完全失控，下游市场（百姓生计）即将崩盘。你试过了所有常规手段：裁员节流（削减开支）、空头承诺（下罪己诏）、甚至画饼充饥（祈祷下雨）。
通通没用。
账上的现金流（粮仓）眼看就要见底，整个团队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你作为领导者的威信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。
这时，你该怎么办？
后晋的管理层给出了答案：当一切实际动作都失效时，就用最盛大的仪式感，来替代行动。
祭蝗，就是那个时代的“高管团建暨誓师大会”。只不过，他们宣誓效忠和祈求的对象，不是某个愿景，而是那群正在啃食他们江山的虫子。
这并非出于虔诚，而是彻头彻尾的投降。
翻译成现代管理黑话就是：“我们承认，对于这次系统性风险，本管理层已无任何实质性解决方案。现在，我们决定将与问题本身和解，并尝试取得它的谅解。”
荒诞吗？可笑吗？
但当你撕开那层名为“祭祀”的遮羞布，看到的是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治理逻辑：当问题大到无法解决，仪式就成了最后的管控工具。它至少向所有人（包括自己）证明了一件事——“我们还在做事”。
至于做的是什么事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这场祭祀，很可能庄严肃穆。
皇帝主祭，百官序列，旌旗仪仗一样不少。对着漫天蝗虫躬身下拜的那一刻，他们祭拜的不是神灵，而是自己那份已然破产的管理能力。
这比单纯的昏庸更可怕。
昏庸的老板，可能只是蠢。而带头搞这种仪式的老板，是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行了，然后选择用一场大型的、公开的行为艺术，来为整个公司的失败提前举行葬礼。
他不是在祈求蝗虫离开，他是在向全天下宣告：作为CEO，我认输了。
剩下的，就是眼睁睁看着帝国（公司）这台机器，在虫噬与饥馑中，缓慢而确定地走向停摆。仅仅两年后，后晋便在内外交困中灭亡。
历史从不重复，但逻辑总会押韵。
一千年后，旱灾蝗灾变成了市场寒冬、技术颠覆、或突如其来的黑天鹅。而“祭蝗式管理”也换上了新皮肤：
可能是没完没了、只为刷存在感却解决不了任何真问题的会议；
可能是疯狂抓考勤、查报销，在细枝末节上彰显权力的“管理”；
可能是大张旗鼓地推广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，只为在倒下前留下一个“努力过”的姿态。
核心都没变：当实质进展停滞，仪式感便粉墨登场，撑起最后的场面。
所以，当你看到某些组织在困境中，不啃最难啃的骨头，反而大搞形式、沉迷内耗时，别只觉得可笑。
想想公元943年那个闷热的午后，在皋门外对蝗虫躬身下拜的皇帝与百官。
他们脸上，或许没有羞愧，只有一种深重的、对失控命运的无力。而仪式，是他们对抗这种无力感的，最后一件单薄的外衣。
当你觉得荒诞时，它正在某个角落，换上一套新西装，重新上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