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运三年冬夜，汗梁城破。
马蹄声踏碎了最后一点体面。叛将张彦泽的军队像刀子一样，剖开了帝国的肚腹。皇宫深处，那位曾经位极人臣的宰相桑维翰，没有逃。
他平静地坐在中书省的府衙里，仿佛只是在等一份迟到的加急文书。案头，奏章堆积如山。
刀斧临门的前一刻，他问了一句：“《新五代史》只记下八个字——‘彦泽兵犯都城，维翰遇害’。”
然后，他整理了一下衣冠。
一个王朝咽气前，最后一个还在按流程办事的人，死了。
而这一切，在三年前就已写好剧本。
时间倒回开运元年。都城百里外的猎场，旌旗招展，马蹄飞扬。
皇帝石重贵挽弓搭箭，目光炯炯地搜寻着目标。他的“猎物”，是草丛中惊慌窜逃的野兔。
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游玩。这是开运年间，后晋帝国最高规格的“团建活动”——射兔。仅在这一年，史书记载，皇帝陛下“一射兔于皋门，再射兔于繁台，三射兔于赵村”。
箭矢破空。一只野兔应声倒地。
全场欢呼。陛下神武！
没有人敢问：陛下，北边的契丹铁骑正在边境集结，河东的节度使们心思浮动，国库的账簿已经很难看。这些奏章，您看了吗？
皇帝用行动给出了回答。
第二年，开运二年。猎场从陆地换到了水边。新猎物：野鸭。
石重贵又两次“射鸭”。箭法想必是更精进了。因为到了开运三年——也就是帝国覆灭的当年，他的“工作节奏”已经固定为：阅兵，射猎，然后摆驾去某个宠臣的豪华府第喝酒。
“及出帝即位，晋室纷然，而重贵昏聩，唯好畋猎。”
史书冷冰冰地记载着这位 CEO 的考勤表：他几乎停止了所有真正的决策会议，只在狩猎场的欢呼和酒宴的喧嚣中，确认自己帝国的“繁荣”。
他不是在射兔，他是在射击自己王朝的命门。
让我们做个残酷的职场复盘。
石重贵，后晋集团二代目CEO。 他接手的是一个股权混乱（向契丹称儿皇帝）、管理层离心（藩镇割据）、现金流紧张的公司。
桑维翰，公司首席战略官兼CFO。 他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，深知家底有多薄。他的核心策略只有一个：“绥靖”。用卑微的姿态和精准的财务操作，为集团争取喘息时间。他每天都在算账，算兵饷，算粮草，算如何用最低成本维持公司的存续。
这当然不体面。但在生死面前，体面是奢侈品。
而CEO石重贵，显然想要更多。他觉得 CFO 太怂，账算得太细，限制了他大展拳脚。他想要一场漂亮的“市场反击战”来树立权威，证明自己比爷爷（创始人石敬瑭）强。
于是，他绕开了 CFO 桑维翰的“风险预警报告”，亲自指挥，贸然向最大的“投资方兼竞争对手”契丹集团开战。
初期，居然小胜。
这一下，CEO 彻底嗨了。他觉得，什么财务模型，什么风险管控，都是庸人自扰。真正的管理艺术，在于气势，在于“狼性”！
他把公司的管理会，搬到了猎场和酒桌上。
奏章？那是 CFO 和经理们才看的琐碎数字。
战略？我这一箭射中兔子，就是最好的战略！
人心？看这阅兵的阵仗，听这山呼万岁的声音！
他沉浸在一种致命的幻觉里：只要我还在“活动”，公司就还在“运转”。
他忘了，一个组织的真正死亡，不是从破产清算那天开始的。
而是从最高决策者停止阅读数据、停止处理信息的那一刻，开始的。
当张彦泽——这家公司最重要的“华北区总经理”，带着核心业务和客户资源（军队）倒戈一击，直扑总部时，所有人都懵了。
皇帝在逃跑。百官在躲藏。只有桑维翰，回到了他的办公室。
这个被边缘化已久的 CFO，在最后时刻，固执地想为这家公司保留一点制度性的尊严。哪怕只是死得体面一点。
这像极了今天某些公司的悲剧前夕：市场已经崩了，对手已经打到门口了，CEO 还在群里发他高尔夫一杆进洞的视频。而那个最清醒、最早预警的财务总监，正独自坐在工位前，最后一次核对着注定无人查看的报表。
最讽刺的刺杀，往往发生在所有人都放弃抵抗之后。
桑维翰的死，是一个制度对一个人最后的、微弱的控诉。
石重贵射了三年猎，射中了三只兔，两只鸭。
他以为这是他的功绩。
殊不知，他每一箭，都在为自家王朝的棺材钉上一颗钉子。
他射中的，从来不是猎物。
而是他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