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943年，农历六月。
汴梁皇宫的皋门外，摆开了最隆重的祭坛。
但不是祭天，不是祭地。
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的侄子，当朝皇帝石重贵，正领着满朝文武，对着面前黑压压的东西——下拜。
你猜对了。
他们在祭蝗虫。
《新五代史》里就一句话：“天福八年六月庚戌，祭蝗于皋门。”
翻译成白话就是：天福八年六月初十，皇帝在皇宫正门外，祭祀蝗虫。
荒唐吗？
太荒唐了。九五之尊，天下共主，对着啃食庄稼、导致饥荒的害虫顶礼膜拜。
电视剧要这么演，观众得骂编剧没常识。
但如果你只看到荒唐，就错过了历史最冷峻的真相。
这场祭祀，根本不是什么“愚昧迷信的古代帝王秀”。
这是一场无比清醒的——投降仪式。
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几个月。
那年的中原，正在经历什么？
先是百年不遇的大旱。“州郡二十七蝗，饿死者数十万。”
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。紧接着，蝗虫遮天蔽日而来，把最后一点绿色的希望啃噬殆尽。
朝廷的常规操作是什么？开仓放粮，组织灭蝗。
但史书紧接着告诉你：没用。“河南、河北大饥，殍殕甚众。”
粮仓早就空了，或者根本到不了百姓嘴里。至于灭蝗？在铺天盖地的虫群面前，人力渺小得可笑。
当所有现实手段全部失效，统治者手里还剩什么？
只剩下仪式。
于是，祭蝗登场了。
这本质上是一份公开的“认罪书”和“投降书”：
皇帝在向全天下宣告——我，以及我所代表的这套治理体系，对此已毫无办法。
我们无法战胜旱灾，无法驱逐蝗虫，无法让你们活下去。
现在，我把问题“上交”给老天和鬼神。我向这股不可抗力低头、献祭、祈求宽恕。
这不是愚昧。
这是绝望到极点后，一种极其现实的“甩锅”和“心理按摩”。
对皇帝而言，仪式完成了责任的转移：瞧，我连祭典都亲自操办了，够努力了吧？天意如此，非战之罪。
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而言，这场盛大的表演，或许是最后一点虚幻的安慰：看，皇帝还没放弃我们，还在为我们祈福。
但幻象，终究是幻象。
祭祀的香火，熏不走半只蝗虫。
庄严的祷词，变不出一粒粮食。
就在祭祀之后不久，史书用最简练也最恐怖的笔触写道：“是时，河南、河北大饥，死者相继，人相食。”
祭坛上的烟雾还未散尽，人间已是地狱。
所以，别再把这当成一个“古人真可笑”的猎奇故事。
这是一个帝国治理彻底破产时，最标准的症状。
当权力不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；
当系统失效到只能靠表演来维持体面；
当领导人最隆重的公务，从处理奏章变成操办祭祀……
那就意味着，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与真实世界对话的能力。
它活在自我构建的仪式里，活在宏大而空洞的叙事中，唯独无法面对眼前“人相食”的惨烈现实。
历史从来不负责演绎浪漫的帝王将相。
它只负责展示，当一个体系溃烂到核心时，会呈现出怎样一种荒诞、冰冷又合理的图景。
那场祭蝗之后仅仅四年，后晋灭亡。
蝗虫没有接受他们的祭拜。
历史，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