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成元年十月，洛阳的秋晨已经有些冻人。
五更三点，宫门次第而开。文武百官在晨曦微光中整理袍服，鱼贯而入，准备开始“五日起居”——这是皇帝李嗣源登基后雷打不动的日程。
他们要在正殿外列队，向御座上的明宗行礼、奏事。
然后再退下。
明日再来。
日复一日。
表面上看，这是五代乱世中罕见的勤政图景。连宰相李琪都看不下去了，他上书建议：陛下，咱们恢复“朔望入阁”的大朝会就够了吧？这种五日一次的频繁面圣，太耗费精力了。
史书里留下了明宗的回答，很简单，却很坚定：
“吾思所以数见群臣也，不可罢。”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我就想多看看我的大臣们，不能停。
多像个离不开下属的贴心老板，对吧？
但如果你往深里看一层，这温暖勤勉的表象下，藏着一种彻骨的寒意。
李琪的建议，其实很有章法。
“朔望入阁”，是初一、十五举行的大型、正式的朝会，有严格的仪轨和议程。更重要的是，它配套着“待制官论事”制度——专门设置的谏官和近臣，可以在朝会后留下来，与皇帝进行深入的、制度性的对话。
谈真问题，碰硬骨头。
而明宗坚持的“五日起居”呢？
《五代会要》记载得清清楚楚：百官“一见而退”。
就是见个面，点个卯，然后散会。
热闹吗？热闹。每天皇宫里人来人往，山呼万岁，汇报工作。
有用吗？几乎没有。真正的决策，发生在这些热闹的缝隙里，或者干脆，在热闹开始之前就已经定了。
明宗要的，根本不是“论事”。
他要的是“见人”。
他需要每天早晨，亲眼确认黑压压的一片人还站在下面，对他低头。他需要通过这个仪式，来触摸权力的实体，来缓解内心最深处的焦虑：我这个皇帝，位子坐稳了吗？
一个细节暴露了一切。
当李琪建议恢复“待制官论事”时，明宗确实同意了。但怎么执行的呢？
“然亦未尝闻访之以事也。”
同意了，但从来没真正找他们问过什么事。
制度有了，渠道开了。
但里面没有声音。
这就像一个公司，每天开晨会，经理执着地让全员打卡，却把真正的项目讨论会，压缩成五分钟的过场。他关心的不是业务进展，而是“人要到齐”。
为什么？
因为明宗李嗣源，这个皇位来得太不容易，也太不正统。
他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养子，也是一员悍将。庄宗在兵变中死去，他是在混乱中被军士“黄袍加身”推上位的。他的合法性，脆弱得像一层琉璃釉。
下面跪着的文武，昨天可能还是庄宗的忠臣，明天就可能成为新的兵变者。
他不敢信任任何人，包括制度。
他只信任自己能亲眼所见、每日确认的“控制感”。
于是，一个诡异的场景出现了：
中国历史上或许最“勤奋”见大臣的皇帝之一，他的朝廷，决策的核心却是寂静的。
声音越大，寂静越深。
我们常常误解了权力。
以为它意味着为所欲为，意味着声音洪亮，一呼百应。
其实，极高的权力，往往伴随着极深的孤独和极度的不安。
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听到的恭维越多，能听的真话就越少；见的人越多，能信任的人就越稀薄。
明宗每天把群臣召到眼前，不是要听他们说什么。
而是要看见他们“在”。
用这份每日重复的、鲜活的“在场”，来对抗内心那个“随时可能不在”的恐惧。
所以他坚持。
所以他说“不可罢”。
这不是勤政的佳话。
这是一个孤独者，在龙椅上为自己举行的、每日一次的权力镇静仪式。
热闹是他们的，决策是他的。而寂静，是最终的赢家。
一千年过去了。
我们不再叩拜，但我们依然走进一个个会议室，参加一场场晨会。
当会议的重点从“解决什么问题”，悄然变成“谁出席了、谁表态了”，那股熟悉的寒意，是否也曾掠过你的后背？
有些仪式，是为了做事。
而有些仪式，做事，只是为了维持仪式本身。
你是在哪一种仪式里，
保持着哪一种寂静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