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唐清泰元年，洛阳紫微殿的早朝。
新上任的宰相姚𫖮站在百官前列，额角渗出细密的汗。龙椅上的皇帝李从珂，正皱着眉头问今年的粮秣储备。
这个问题，该他答。
姚𫖮张了张嘴，喉咙发干。脑子里那些圣贤书、那些典章制度，此刻搅成一团浆糊。钱谷之数，铢两之细，像一团理不清的麻。
他最终含糊了过去。
退朝时，同僚投来的目光复杂。有怜悯，有讥诮，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。
他们都知道，这位新宰相，是个连自家钱都算不清的人。
《新五代史》记他八个字：
“不亲钱穀，不知铢两。”
翻译过来就是：不管钱，不识数。
一个不识数的人，被推到了帝国管账的位子上。荒唐吗？
但更荒唐的，在后面。
姚𫖮不是坏人。史书说他“仁恕”，心地厚道。他也不蠢，文章写得漂亮，是靠正经科举上来的进士。
他只是“不通世务”。
他的家，穷得像个笑话。当了多年高官，家里没半点积蓄。儿子们扯块好点的布料做衣服，他能念叨半天。
他死的时候，家里连给他买棺材的钱都凑不齐。
最后还是朝廷看不过去，“赐帛以敛”，拨了匹帛才让他体面下葬。
读到这，你可能会叹气：这么个老实人，怎么就当了宰相？这不是害他，也害国家吗？
别急。让我们把镜头拉远，看看他周围的世界。
那时是五代，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乱世之一。国号像走马灯一样换，皇帝今天登基，明天可能就掉了脑袋。
姚𫖮服务的后唐废帝李从珂，皇位来得就不正——他是靠兵变抢来的。
这样一个皇帝，坐在火山口上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
是能臣干吏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吗？
不。
他首先需要的，是安全。
一个“仁厚”但“不通世务”的姚𫖮，恰恰是最安全的选择。
他不懂钱谷，就不会在财政上动手脚，培植自己的势力。
他治家无方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说明他没有贪欲，没有野心。
他“龊龊无所为”——在相位上小心翼翼，没什么大作为——这多好啊。不会功高震主，不会结党营私。
他要的，就是一个听话的、不会惹事的、道德上没什么污点的“摆件”。
至于这个国家需不需要能干的人？
乱世的逻辑里，稳定压倒一切。能干，往往意味着有想法，有想法，就可能危险。
系统选了他，恰恰是因为他“没用”。
他的“无用”，正是那个系统最需要的“功能”。
这才是姚𫖮故事里，最刺骨的部分。
我们总以为，一个组织往上提拔人，是因为他能力强，能解决问题。
但很多时候，系统提拔一个人，只是因为他“适合”这个系统此刻最迫切的需求——哪怕是“不作为”的需求。
姚𫖮自己痛苦吗？
我想是的。一个读书人，背负着“龊龊无所为”的评价，内心不可能没有耻感。但他有得选吗？
在那个皇帝连自己明天生死都未知的朝堂上，一个算得清钱谷、锋芒毕露的能臣，可能死得更快。
他只是在仅有的选项里，选了一条能让所有人（包括皇帝）都稍微安心一点的路。
一千年后，我们坐在格子间里，敲着键盘。
有时是不是也会感到一种相似的无力？
你熬夜做的方案，不如别人一句漂亮的汇报。
你钻研的专业，抵不上某种“正确”的态度。
你逐渐明白，在某些时刻，公司需要的或许不是一个“解决问题”的你，而是一个“不惹麻烦”、“显得合群”的你。
你不是姚𫖮，你没有那么不通世务。
但你和他一样，被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。这个系统的奖励机制，有时候并不奖励“能干”，而是奖励“安全”。
我们嘲笑姚𫖮的窝囊。
却很少问：是谁，把他放到了那个注定窝囊的位置上？
又是谁，制定了那套让“窝囊”成为最优生存策略的规则？
历史没有记住他有什么政绩，只记住了他的穷和糊涂。因为那套规则，本就不想被记住。
故事的结局，姚𫖮病死了，在宰相任上。
他那个靠兵变上台的老板李从珂，也没撑多久。姚𫖮死后仅仅几个月，石敬瑭引契丹兵南下，后唐灭亡，李从珂自焚而死。
一个求稳的系统，连同它精心挑选的“安全”的摆件，一起被碾碎了。
风卷残云后，新的系统建立，又会有新的“姚𫖮”被选中。
理由，或许还是一样。
当“有用”成为一种风险，“安全”成为一种奖赏。
你，又会成为谁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