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944年，后晋开运元年的正月。
开封城的空气里，已经闻不到年味，只剩下树皮和泥土被煮沸后的酸涩气息。一场大饥荒，正掐住帝国的咽喉。
皇宫里，一道紧急任命下达：“以李周为东京留守，景延广为御营使。”
白纸黑字，盖着大印。看起来，是朝廷在灾荒中派出了两位“救星”。
但如果你是一个已经饿得啃树皮的灾民，抬头看到这份公告，你的心会瞬间掉进冰窟。
因为李周和景延广，这两个名字你太熟悉了。
就在不久前，你家里那头瘦得只剩骨架、用来拉磨的老马，就是被他们的人强行牵走的。那叫“括马”。你妻子藏在灶台下的最后一点铜钱和布匹，也是被他们以“借”的名义搜刮走的。那叫“取借”。
《新五代史》只冷冰冰地记了一句：“是时大饥，民饿死者数十万。” 至于“括马”和“取借”是谁干的？它没说。
但民间的记忆，比史书更具体，也更痛。
史书上的“括马”，落到你头上，就是全家唯一的活计被夺走。史书上的“取借”，落到你头上，就是最后的活路被堵死。
彼时，他们是来“救国”的官吏，你是被征调的“资源”。
此时，大饥荒来了，他们是来“救灾”的大员，你是等待救济的“灾民”。
权力换了一张面具，但面具下的那张脸，从来没变。
你跪在泥泞里，看着那位李留守或景御使的车驾经过。你心里想的，绝不是“青天大老爷来了”。
你只会想起他手下差役夺走你马匹时冰冷的眼神，只会想起他宣读征借令时不容置疑的官腔。
最深的绝望，不是一次伤害，而是你发现，伤害过你的人，换了个名头，又来掌管你的生死。
李周和景延广冤吗？
从他们的视角看，未必。
“括马”是为了充实军备，应对契丹威胁。“取借”是为了筹集军费，保卫国家。在那个军阀混战、朝不保夕的年代，用非常手段从民间汲取资源，几乎是所有当权者的本能选择。
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在执行命令，在为国尽忠。甚至，在接到留守和御营使的任命时，他们可能还会觉得自己临危受命，责任重大。
他们看不到，也无需去看，政策落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，会碾出怎样的血肉模糊。
这就是权力运行的冷酷逻辑：它只认目标和效率，不认个体的痛苦。执行者只需对上负责，无需对下共情。
于是，一个恐怖的循环形成了：
用暴力从你身上夺取——用你被夺后残存的东西来“管理”你——如果你死了，那只是统计报表上一个冰冷的数字。
李周和景延广，不过是这个循环中两颗自觉或不自觉的齿轮。他们上一次转动，碾碎了你的生计；这一次转动，试图安抚（或者说控制）你的死亡。
历史里最扎心的残忍，不是一次性的暴击，而是让受害者反复面对同一张施害者的脸。权力告诉你，你不仅要忍受痛苦，还要学会在痛苦发生时，向制造痛苦的人感恩戴德。
一千年过去了。
那个正月开封城下的灾民，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。
但我们真的看懂了这个故事吗？
当伤害以“管理”之名回来，当掠夺者以“拯救者”的姿态出现，当一张你曾畏惧的脸，换了个工牌又坐到你面前——那种熟悉的寒意，穿越千年，依然刺骨。
这不是古代才有的事。
这是权力，最古老、也最精通的把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