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913年的那个早朝，气氛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破抹布。
梁末帝坐在龙椅上，他能听到的最后一个好消息，是叛军已经打到了汴州城外。确切地说，是城下。
满殿的朱紫公卿，此刻像一群被掐住了脖子的鸡。空气凝固，只能听见皇帝手指敲击扶手的笃、笃声——那是倒计时。
然后，皇帝点了一个人的名。
“郑爱卿，”声音干涩，“你可有良策？”
被点到的是宰相郑珏。史书说他“性缄默”，就是不太爱说话。此刻，全场的目光，和最后一点渺茫的希望，都压在了这个沉默的人身上。
他出列，躬身，说出了他构思已久的“妙计”：
“陛下，臣有一策。或可持传国玉玺……伪降于贼，以为缓兵之计。”
这话说出来，他自己都觉得虚。传国玉玺，是皇权的终极象征。拿着它去假投降？这计策薄得像一张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
但绝境中的人，会抓住任何一根稻草。皇帝身体前倾，眼里燃起一点微弱的光：
“此策……能了事否？”
能解决问题吗？
郑珏低下头。他没有慷慨激昂地保证“臣万死不辞”，也没有引经据典地分析敌我形势。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久到朝堂上的空气重新开始凝固。
然后，他抬起头，用几乎只有前排才能听清的声音，说了六个字：
“但恐不易了。”
——《新五代史·郑珏传》
“但恐，不易了。”
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，其实就是：“怕是不太好办啊。”
话音落下的那一秒，死寂。
紧接着，不知是谁先没忍住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。像一颗火星掉进油桶，紧绷到极致的朝堂，瞬间被一阵压抑不住、却又实实在在的哄堂大笑炸开了。
他们笑什么？
笑这位当朝宰相，在帝国生死关头，献上的竟是如此儿戏的计策。笑他面对皇帝最后的追问，给出的竟是如此软弱、如此“不专业”的答复。
没有“鞠躬尽瘁”，没有“肝脑涂地”。只有一句诚实到残忍的“怕是不行”。
在那片荒唐的笑声里，郑珏静静地站着。
没有人听懂他这句话的真正重量。
那不是推诿，不是怯懦。那是一个浸淫官场数十年的老文人，在系统彻底崩坏前，所做的最后一份冷静诊断。
叛军兵临城下，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
原因早在几年前就种下了：是君主猜忌，悍将离心；是财政枯竭，民怨沸腾；是这台名叫“后梁”的国家机器，每一个齿轮都早已锈死、卡死。
当整座大厦的承重梁都已被白蚁蛀空，你责怪最后一片瓦为什么没有扶住即将倾覆的屋檐？
所有的计谋都只在系统内有效。而当系统本身开始瓦解，任何精巧的算计，都只是朝着废墟优雅地鞠躬。
郑珏那句话，是一句跳出系统之外的“真话”。
他看明白了，所以他不表演“忠诚”，不编织幻想。他只是在众人还忙着给棺材雕花的时候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这人，救不活了。”
笑声未落，历史的判决书已经签下。
就在那个早朝后不久，汴州城破。梁末帝殉国，后梁灭亡。
那些发笑的大臣们，多数消失在了改朝换代的兵乱中。而说出那句“不易了”的郑珏，却因其“识时务”与淡泊，在新朝继续做了几年官，最后安然致仕。
史官记录下那个哄堂大笑的早朝时，笔尖一定带着冰冷的讽刺。
他们笑他不敢担当。
却不知，他早已看穿了担当的无谓。
很多时候，时代崩坏的巨响，并非始于一声爆炸，而是湮灭在一片集体的、心照不宣的失笑声中。
那笑声里，有对最后一个说真话者的嘲弄，也有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，最深刻的逃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