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观众老爷，今天聊一个扎心的话题：你印象里的古代“流寇”是什么样？杀人不眨眼的悍匪？天生反骨的刁民？
错了。
至少在后晋开运三年的那个夏天，他们只是一群快要饿死、家破人亡的普通人。而把他们推上造反路的，正是本该保护他们的朝廷。
故事得从一场天灾说起。开运三年，公元946年，六月。黄河在渔池（今河南滑县一带）决口了。《新五代史》冷冰冰地记了六个字：“大饥，群盗起”。
你猜怎么着？同一个月，狼山（今河北易县附近）有个叫孙方谏的老哥，带着他的人马，原地一个转身，投靠了北边的契丹。
把这两件事放一起看，味儿就对了。
孙方谏是谁？他可不是什么天生土匪。他最初是本地“团结兵”的头儿，说白了，就是朝廷认证的民间保安队长，负责在狼山这险要地方保境安民。正儿八经的体制边缘人。
那他为啥要“叛附”契丹？是因为契丹给的钱多吗？
别急，我们先看看他和他要“保护”的百姓，当时正经历什么。
黄河决口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。按常理，这时候朝廷该干什么？开仓放粮，减免赋税，组织抗灾对吧？
后晋朝廷的操作，堪称窒息三连。
第一刀，叫“括马”。把民间马匹全部征用充公。对于可能要靠马车逃荒或者运输的百姓来说，等于断了腿。
第二刀，叫“征租”。都大饥荒了，今年的租税还得照交，一粒粮食都不能少。
第三刀，最绝，叫“强制征借”。史书原话是“预借”来年的租赋。好家伙，今年的还没着落，明年的已经欠上了。
（弹幕互动点1：来，给后晋朝廷这波救灾操作打个分，1分是天才，5分是鬼才，弹幕走一波。）
三把刀架在脖子上，百姓手里没粮，家里没马，还倒欠国家一屁股债。这时候，朝廷的“王法”是什么？是催命的符。
当遵守法律等于原地等死的时候，法律就自动失效了。活下去，成了唯一的“法”。
于是，“群盗起”。这些人不是想当盗贼，他们只是不想当饿殍。而孙方谏，这个曾经的保安队长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要保护的乡亲变成“盗”，被朝廷的铁拳追剿。
他会怎么选？
A. 坚决执行朝廷命令，带兵剿灭这些“盗”，哪怕里面都是熟人。
B. 扔掉朝廷给的委任状，带着兄弟们和灾民，一起找个活路。
孙方谏选了B。他据守狼山，实质上成了灾民的庇护所。但一个地方武装，在朝廷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，能撑多久？北边强大的契丹抛来橄榄枝，是绝境中看似唯一的选择。
（弹幕互动点2：如果你是孙方谏，守着狼山，前有朝廷围剿，后有饥民嗷嗷待哺，你会怎么选？A. 死磕到底 B. 接受契丹条件 C. 自己开脑洞，弹幕聊聊。）
我们当然可以说他“叛国”。但在那个节点，那个“国”可曾给过他和百姓一丝活路？所谓的“忠诚”，在“立刻饿死”面前，是一件太过奢侈的礼服。
剥开宏大叙事的表皮，五代乱世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么简单粗暴：所有成规模的流寇，本质上都是被错误政策批量制造出来的“失业人口”。朝廷每多一次横征暴敛，就等于给对手多送了一波兵源。
孙方谏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是最后一个。他只是在那年六月，被黄河水和朝廷公文，联手推到了历史的岔路口。
历史书总是热衷于记载谁称了帝，谁叛了国。却很少低头看一眼，那个让保安队长变成“叛将”，让农民拿起刀枪的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冬天，或者夏天。
最后说句扎心的：千万别高估自己在绝境中的道德水准。当活命都需要犯罪时，世上便没有圣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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